欧洲欧洲

二战初期犹太人的命运

影片开头所展现的是，生活在德国国内的犹太人家庭，它们被打上“大卫王旗”标符，和对它们的攻击，反犹情绪的快速升温。

犹太商人群体在当时德国的富足更突显出了普通人的困境，影片中并未有过多的描述

以及德国入侵波兰后，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和身份识别“佩戴大卫王旗”袖标

它们举家迁往波兰，当德国闪袭波兰时，他逃往东部的苏联，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在此加入了共青团，而布尔什维克，是不可能让他们崇拜上帝的，“宗教为精神鸦片”波兰人对这些观点提出质疑，上帝是存在的，当年轻的教导员让他证明它的存在时，糖果也并从天而降，这一段就能充分体现了导演有意刻画，所以他的角色是有鲜明立场的,导演（Agnieszka Holland）在捷克布拉格学习电影，“布拉格之春”事件后，留在捷克的她，被捕入狱，遭到拷问与折磨，辗转回到波兰，以及她所受到的摧残。所以，影片中波兰小孩体现的是有鲜明立场的，也包括导演内心想表达的立场，纵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波兰人对苏俄也依然没有归属感，而男主亦然被改变

德国单方面撕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他被俘虏了，面对纳粹军人，会说德语的他，为了活下去，谎称德国侨民，在苏联孤儿院。随后当了随军翻译，在双方交战的前沿阵地，他是否有枪杀乙方士兵的行为，影片中没有相关视觉上的呈现

又因意外成了战斗英雄，被送到德国本土训练，以他的视觉，也让我们看到，二战未期德国国内对犹太人的仇视，以及德国犹太隔离区的场景，本片相对保守的通过视觉呈现了一部分，犹太隔离区的人，人如骷髅般! 比起《钢琴家》给人的震撼，这部片略逊一筹。

首先感谢朱莉让我看到这部影片，如果没有她我不会下载这部电影资源，虽然她在里面只出演了一个花瓶，但青春洋溢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只想说，年轻真好。 因为要练外语的关系所以我看了很多很多外语片，而对于德语这种我完全不熟悉的语言，说德语的片子我一般都是看几分钟就删掉的，包括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等等，原因无他，如果电影无趣又不能让我练听力，why bother?所以我想说的是这部片子真的太好看了。 整个片子一气呵成，故事连贯性超级棒，人物代入感强，反正我是来来回回哭了好几次。虽然说我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的人，然而在被无数同题材电影斥责纳粹的残忍和呈现犹太民族的惨痛的多次摧残下我真的已经快要哭到麻木了，而这部电影却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以一个犹太人怎样经历了战争为了活下来而成为生存的投机者在战争中失去信仰认知最后又回归犹太人生活的故事，它很主观，很真实，很伤人，也很动人，这也是第一次，一个犹太人站出来说其实纳粹也并不是那么坏的，他是幸运的，因为他遇见了那么多好人。这个电影更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是真实的，主角在最后甚至出现在了片尾，唱了一首大概是犹太神曲的歌曲吧，长镜头从老爷爷的面孔延伸到远方。。。我也只能深深一叹息。战争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伤痛，比起其他犹太人的遭遇他太过幸运，然而，写在心里的痛怕是一辈子都不能痊愈吧。 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说是吉尼斯世界之最之仍活着的最长寿老爷爷竟然是个被纳粹摧残过的犹太老爷爷哦，照片中他笑得慈祥，看起来精神也很棒。新闻在下面评价，大概是经过最深的苦难的人心胸更豁达吧，所以想起来那些经历过战争而活下来的军人都特别的长寿呢。或许这也是生命对我们经历的苦难做出的补偿吧。 我们电影的主角Solly并不是一个英雄，更多的他是一个聪明的犹太人，靠智慧靠随机应变靠多国语言活了下来，不，其实靠得是对生存的渴望。他和希特勒同一天出生，出生当日被行割礼，从此再也摆脱不掉自己是犹太人的事实。战争年代随哥哥一起逃离德国，半路走散，但聪明的他竟然不管在哪里都活下去了，还混得特别好。从电影刚开场他洗澡的时候遭遇袭击瞬间跳出窗户跳进水缸藏身的果敢就可以看出他的机灵，这也暗示了他后来的一切遭遇，总能绝处逢生逢凶化吉，虽然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边。 他不是英雄，却也谈不上懦夫，他一切的行为都出于他要活下去这唯一的理由。所以他离开了父母，在苏联以放弃信仰为前提加入共青团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被德军俘虏又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混入德军，因为精通德语和俄语他变成德军男孩子们的偶像，然后在战争中莫名其妙变成德军的英雄，在德军行军打仗中以及在学校里他感受到的从来都是德国人的善意和帮助，在被纳粹文化洗脑中他不明白德国人为什么要和犹太人打仗，也完全燃起不了对德国人的恨。在他尚且成长却又懵懂的年纪里，他的信仰和价值观一次一次遭遇迷雾，直到最后，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双重身份的欺骗的折磨，在战火中冲向俄军。俄军作为正义的一方对他的对待却没有德军那样温柔，如果不是失散好友的一句呼唤，或许他就要被自己的同胞亲手杀害了。所以我想在他的内心深处，应该对苏联对纳粹都有着复杂的感情吧。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信仰是一个人的全部么?而我们的对自我的文化和民族的认知以及对自我文化和民族的归属感又在哪里呢?因为我说德语所以就是德国人么?难道我加入了共青团我就不再信仰上帝了么?希特勒是怎样统领德军占领世界的?他难道不是神么?斯大林又是怎样让我们背弃上帝的?因为他是神么?因为我不再祈祷，不再吃沾水的鸡蛋我就不再是犹太人了么?难道因为我行了割礼我就是一个真正的犹太教信仰者或者伊斯兰教信仰者了么?如果我经过洗礼但从来不去教堂做礼拜就不是天主教徒了么?如果我没有经过洗礼，但是时常阅读≪圣经≫并且每周日去教堂做礼拜我就是虔诚的基督徒了么？如果我从来没有自己的国家，一直说着生活国家的语言那么我到底是谁？ 如果没有战争Solly也许永远不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因为战争他迷失了，作为一个犹太人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这个象征着犹太民族神圣的割礼给他带来的只有危险和痛苦，犹太人这个标签让他饱受了其他人不用经历的苦难，那么，他应该怨恨自己是个犹太人并且被割礼了么？整个电影中其实他也这样问过自己吧，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他说那个帮他剪头发本来想强暴他的好友因为发现他是犹太人忽然对他无比温柔和敬重，不是每一个纳粹都是残忍的，他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都是亲人，也正是战争一次一次带走了他的亲人，所以他想逃离。然而逃到哪里去呢？ 电影最后他说他还是给他的儿子们行了割礼，在历尽折磨之后，虽然他或许有时心里也是对于自己是犹太人是不满的吧，但他还是认同自己是个犹太人。电影中英文字幕用了barely这个词，因为是翻译过来的所以我也不知道Solly的原本用词，但我怕理解错误特意去查了单词，barely这个单词有否定的意思却表达肯定，所以我理解最后他想说的应该是哪怕在这一切之后他还是坚定地对儿子们行了割礼，或许他从始至终一直都深知和坚信自己是犹太人吧，信仰宗教并不能让我们得救，但没有信仰我们就失去了方向。 纳粹为什么可以带领内忧外患的德国打响牛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是怎么做到的？那些跟随战争失败而哭泣的孩子团结一心，那些为战争而努力生活和学习的孩子脸上洋溢的光芒亮得让人睁不开眼，这些让Solly迷茫，但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因为在贫苦艰难的现状中人们的祈祷并没有得到上帝的圣光普照，这个时候一个新的神到来了，他的名字叫希特勒，所以我们看到Solly的室友因为自己是纯正的德国人而骄傲，Solly爱的女孩竟然可以因为信仰纳粹而和一个她不爱但血统纯正的德国人生孩子，这些孩子和Solly 一样，又何尝不是受害者，他们年轻的思想里被灌输了扭曲的价值观，青年学生总是革命的先行者，因为他们有的是激情，有的是勇敢，因为他们未成型的价值观像肾上腺素一样可以摆布他们去疯狂。 写到这里我又是一声叹息，和希特勒一样，斯大林也是苏联的神，在短短几十年里，苏联却进步飞快，虽然最后不成熟的共产主义还是解体了，但那个年代依然是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牛逼哄哄又充满激情的年代。就像新中国一样，毛爷爷不也是我们的神么？虽然说着我们无产主义是没有信仰的，但是没有信仰何以凝聚人心？在绝望的年代，这些英雄就是人们的信仰啊。 电影中希特勒和斯大林共舞的片段实在亮瞎了我的眼，那画面如此搞笑如此梦幻却又如此讽刺，就像希特勒本人就不是纯正的德国人并且传言他还有犹太血统一样，现实或许更讽刺。 抛开电影不说，这次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七十多年，犹太人在飘荡了几千多年以后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国家，并且这些犹太人还成为了世界各个领域的精英，他们难道不是人生的赢家么？希特勒要杀犹太人是有情可原的，不是说大屠杀是正义的，只是我们反反复复没完没了谴责德国人的暴行，但是有人替已经被灭族的亚美尼亚人抱不平么？奥斯曼帝国对于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也才不过过去百年，而历史上延续了几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呢？伊斯兰人就该死绝么？说到底亚美尼亚人因为被灭族如今没有代言人，而犹太人统治世界所以他们有实力申冤，甚至有我们替他们申冤。而如果当年天主教没有开除穆罕默德的教籍，那么他又怎么会走投无路带领和他一样千千万万个上帝的弃儿创立了伊斯兰教呢？说到底今天这些打着真主旗号的圣战以及大屠杀，这些伤及无辜百姓波及到全世界的恐怖主义不是我们自己造的恶果？到底什么是正义？美国和波斯湾石油国家们打了十几年的石油战争没有消灭掉敌人反而创造了更大的敌人，本来就是冲着利益去的却说什么它要代表月亮消灭罪恶，难道不很伪善？如今欧洲变成恐怖主义的屠宰场，难道不是在帮美国擦屁股？而生活在法国的我因为恐惧和不安全经常没有办法正常出行心里不再谴责美国和中东国家的石油战争的非正义性，反而埋怨他们当年怎么没灭了这群祸害，如此善良具有人道主义的我怎么能这么残酷没有人性？说到底没有牵扯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圣母，真的干涉到个人利益的时候谁不撕逼谁不是人！ 正义从来就不是客观公允的，而公平更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如果说我看完这部电影对我最大的影响，我想那就是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掌握多国语言的优势，关键时刻可以救命啊！语言差异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给我们机会捏造是非，而主动权却掌握在掌握这些语言的人手里，多么令人心潮澎湃!我想到以前一位英语老师说过，想一想，如果你会很多国语言，那么作为一个女孩子你不光有可以找中国男人做老公的机会，还有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那么摆在你面前的选择有多丰富，你的世界又该多么宽广。我觉得，我忽然又燃起了学习德语的兴趣来。 最后，虔诚地为世界祈祷：愿世界和平，愿每个人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2016-03-16 0:31

波兰女导演Agnieszka Holland出生于华沙，在布拉格学习电影，师从米洛斯·福尔曼。在“布拉格之春”事件后，她继续留在捷克，终因政治原因被捕入狱，遭到了拷问和折磨，辗转才回到波兰。她的电影生涯始于为波兰著名导演扎努西担任助理，她的另一位导师则是安杰伊·瓦伊达。在波兰期间，她一边独立拍摄影片，其中以《发热》夺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一边为瓦尔达创作剧本。波兰发布戒严令后，她前往巴黎。
　　1985年，Holland以《愤怒的收获》(Angry Harvest)表现波兰农民与犹太妇女之间的感情，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她因此得到了美国片商的关注，参与了几部美国片的创作。
　　1991年，《欧洲，欧洲》(Europa Europa)再度触及犹太问题，描写一位德国犹太男孩隐瞒自己的身份成为纳粹青年军，德国拒绝选送这部电影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一度引起争议。92年的《奥利维埃，奥利维埃》继续探索她关注的隐藏的身份与深埋于社会中的文化偏见。
　　90年代中期，Holland在国际影坛上更加活跃。转向主流文艺片的创作，《秘密花园》、《心之全蚀》、《华盛顿广场》等片虽然技巧娴熟，但整体来说失却了她过去的尖锐，多少显得有些平庸。不过她作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好友，参与了《蓝》的编剧和《红》的剧本顾问。Holland的前期创作比较具有个人特色，往往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呈现朴素严格的现实主义风范。

蜕变的信仰——记电影《欧罗巴，欧罗巴》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二战题材片。不同于过往我所看的很多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片子中，德国一味的狰狞的面孔，犹太人受迫害的悲惨命运，或是几个英雄般的人物，用其智慧与英勇的光芒点亮那黑暗岁月中的一丝光明。在《欧罗巴，欧罗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犹太少年，他和希特勒同一天生日，为了在战争中存活下去，从故乡逃至苏联加入共青团，在被德军俘虏后，不惜抛弃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加入德军，还稀里糊涂成为德军的战斗英雄，成为希特勒所说的“未来的希望”。他绝不是一个所谓的无论身在何处都以自己的身份为傲，或者始终不背叛自己祖国与民族的有觉悟的英雄，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渴望在硝烟与鲜血中存活下来的年轻人，在一些人的眼中，他甚至可被视为“投机分子”。他在纳粹的军校中行纳粹礼；他对这希特勒的画像高喊“元首万岁”；他试图将自己的包皮往上拉并用绳子固定住，来抹煞自己曾被实行“割礼”这一犹太民族的标志，去过上德国人的生活；他还爱上了一个崇拜纳粹的亚利安女孩；他像一个德国人一样坐在封闭的车上穿梭于犹太人隔离区内；他像一个德国军人一样，拿着刺刀刺向犹太人的木偶……他小心翼翼的隐藏在德军中，他也不曾真的杀害过任何犹太人或苏联人，隔离区内那神似母亲的背影也始终鞭笞着他的心，面对美丽的女孩在激情中渴望的眼眸，他却只能因自己被施行过“割礼”，因为她对犹太人残忍的无知的盲目的仇恨，无奈的将她推开。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是犹太人，只是，他太想活下去了。在联军攻入德国后，他终于无法按捺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痛苦，举枪投向联军，但他身上的纳粹制服却又证明着他并没有经受他的犹太同胞的痛苦，他身上的制服恍若是他对犹太人身份的背叛……约瑟夫，是他所用的德国名字。直到在苏联军营内，面对着同胞的枪口，家乡同伴的一声呼喊，他才想起了自己的本名，一个犹如前世的名字——Solly，这一声呼喊就是对他的再一次洗礼，他，终于可以承认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了。

犹太人，是一个背负了千年苦楚的民族。就因为基督教认为犹太人是出卖耶稣的犹大的后裔。千年来，他们一直在辗转迁移躲避屠杀。犹太人，是聪慧的，是坚忍的，也因此，无论在何处，他们在一些人眼里，总是富商的代表，“无奸不成商”，因此在很多穷人看来，犹太人又是奸诈的，贪婪的，剥削的。虽然进入二十世纪后，世界开始走向平等，但在经济萧条的三十年代，“反犹太人”成为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成为最具号召力与煽动性的口号，绝大多数德国人，尤其是激情澎湃的德国年轻人，聚集在高举这三大口号的希特勒的麾下。其实他们也只是想建立一个兴盛的国家，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是来自教育的煽动，来自对国家盲目的热爱。当他们站在战场上为他们的爱国理想死去的时候，他们也不过是野心家的祭品而已。

当看到Solly为了存活下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放弃自己的民族尊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该称赞他身为犹太人所拥有的“能屈能伸的智慧”，还是该怜悯他的软弱胆小。看这部电影时，我突然想起了卡夫卡的《变形记》。这本书其实还有另一个译名，那就是——“蜕变”。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是一个关于人变成虫的荒谬的故事。主角从一个生活在工作压力、家庭负担下的一个正常人，突然变成了一只需要妹妹喂食，蜷缩在角落中的虫。惟一没有改变的就是他复杂的情感和思想。

由人变成虫，这是一种退化，却也是一种逃避的“蜕变”。突然觉得Solly就像这个人，在战争的压力下，他抛弃了自己作为“人”的身份，“退化”成了一只蜷缩在德国军队中，躲在阴影中自我保护的“虫”——Jupp。恍若精神分裂，在不同的身份与立场中挣扎，徘徊。当德国人将他那所谓的“德国侨民”的谎言听信后，将他当作亲兄弟一般关爱，当他看到德国人为自己的军队战败而哭泣的时候，他是困惑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仅仅是一个身份，一个“犹太人”的名号，却能让他们变得如此残忍。

犹太人和日耳曼人真的有着那么突兀的差别吗？当Solly在德国军校中，在所谓“如何识辨犹太人”的课堂上，被那自称了解犹太人能够在第一时间辨认出尤太人的教官唤出做教学范例，并最终鉴定他为“亚利安人”时，我想Solly应该也如屏幕前的我一样，在胆战心惊之余，感到荒谬而可笑。

外貌、身材、动作根本就无法辨别出一个人是犹太人还是日耳曼人，惟一的标志就是犹太人出生后所施行的“割礼”，而这也是真正与其相随一生不可改变的标志。每日餐前的祈祷，丰收节时吃蘸着盐水的煮鸡蛋，还有对上帝的忠诚，是他们不可改变的信仰。但这信仰，在面对战争、死亡、颠沛、流离中，一次又一次被颠覆。

在苏联时，Solly为了过好一些的生活，加入了共青团，而斯大林的共青团，是不可能让他崇拜上帝的。当另一个波兰的犹太青年人，斥责他抛弃上帝时他无话反驳，但是当那个犹太年轻人对着屋顶高喊“上帝赐予我们糖果”时，他们所得到的是一片沉寂。而当苏联那位年轻的指导员高喊“斯大林，赐予我们糖果”时，透过天窗竟掉落下数以百计的糖果，孩子们争相抢夺。荒诞的情节，却告诉我们在苏联，斯大林已经被等同于上帝。原本的俄国人大多是信仰东正教的，而在革命与战争中，那虚无缥缈的神被遗弃了，拥有刚强力量与不可侵犯的威严的斯大林，被塑造成了新的“上帝”。斯大林，成为了他们新的信仰。

而希特勒在德国所进行的也是一次树立新的信仰的运动。“德意志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而“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他相信神创造了不同的种族，每个种族都为生存而斗中，本就是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希特勒不相信天主教，他在德国树立起了这样一种弱肉强食的宗教信仰，由于当时德国的经济萧条与动荡，他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坚定的信徒。就连影片中Solly所爱的女孩Leni都认为自己应该为元首献去一个纯血统的孩子。年轻人对希特勒的崇拜也已如神一般的狂热。

而在Solly看来，“宗教只是精神的鸦片”，即使在饭前再做祈祷，又有什么用呢？上帝并没有赐给他们安稳的生活，没有赐给他们鲜活的生命，当他在废墟中挣扎，当他在炮火中躲避时，上帝在哪里呢？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绝望，让许多人抛弃了原有的信仰，上帝恍若“戈多”，在人们无止境的等待中，变得烦闷，无聊而且缥缈。“我们是不是被戈多拴住了？”当人们开始怀疑、质疑、绝望而得不到回应时，他们不得不把希望转移到活生生的强权力量上。而斯大林也好，希特勒也好，他们竟变成了当时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新的神。

人类的历史上不乏造神运动，而在这一次又一次将活人变成神，然后维护这个活人神般的地位时，不知流淌着多少人的鲜血。从耶稣，到斯大林、希特勒，还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种荒谬的闹剧，都是底层民众绝望后寻求新的拯救自己的力量而发起的。“上帝已经死了”，那我们只好造出新的上帝。

而对于Solly来说，无论斯大林还是希特勒，都不是他的神，对于他来说，活下去已经变成了唯一的信仰。他不希望伤害任何人，他也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上帝不能归还他的家人，上帝不能让他活下去，他只能依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蜷缩在身份的阴暗处，像崩塌的山洞内的人，努力寻找穿过缝隙的一丝阳光。

影片中有两处梦境般的场景，一处是斯大林和希特勒亲密共舞。这两位“人造神”为了彼此的利益，牺牲了小国的利益，结成了龌龊的秘密协定，但这不过是希特勒野心下的缓兵之计。一曲舞毕，斯大利和希特勒之间出现了一个斯大林的塑像，突然从中间裂开一分为二——两位“神”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还有一个场景，Solly梦见自己戴着纳粹的袖章，回到了家中，可家人对他都是一片漠然。轰炸机驶过，房屋颤抖，战争又开始了，家人惊慌的要他藏在壁柜里，壁柜里藏的另一个人竟是希特勒！“他总是将双手护在前面，他也是一个犹太人！”关于希特勒有犹太人的血统一事相传已久，而在电影中如此画面，更是让人感到犀利的讽刺。

在卡夫卡的《蜕变》的结局中，当主人公听到一直喂养它的妹妹说：“万一这条虫从头到尾都不是哥哥呢？”时，他知道自己将被全世界所遗弃，没有了承认他的家人，他也真的不再是一个人。拥有虫子躯壳的他，在人们的遗忘中死去。

所幸，还有人能够在那个错乱的年代中认出Solly。当苏联人不相信他是犹太人，当他将要被同胞报复的枪口打死的一刻，幼时的同伴的一声呼唤，他从德国人的Jupp变回了Solly，一个纯粹的犹太人。

当Solly有了孩子的时候，他略微犹豫了一刻，却还是给他的孩子实施了割礼。这是他对自己民族的最终的认同。

认同来的是如此不易。尤其当这认同仅仅为血缘信仰所维系时，却也变得更加脆弱，甚至荒谬。

其实犹太人还是幸运的，毕竟信仰是一种支撑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生存下去的力量。而我们呢？现在的中国才真正是一个面临着信仰缺失的年代。或者说长久以来我们就不曾有过真正的信仰，有的仅仅是对天子强权的崇拜。皇帝说灭佛我们就灭佛，皇帝说尊道尊儒我们就遵道尊儒，哪怕是玉皇大帝，也是天庭中的皇帝。而到了今天，没有天子，我们的信仰又在何处呢？

还好，中国不是一个需要信仰来“识别”自己民族的民族。

影片《欧洲，欧洲》出自波兰女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之手，虽然影片主人公为男性，但是影片无不透露出女性对政治、宗教、生命的独特视点。在对“女性主义电影”进行概念界定的时候，李毅梅认为：“‘女性电影’是指电影家们（主要是指导演与编剧）在创作中自觉地（或’自为地’）探讨女性意识，大量娴熟地运用女性特有的创作、表达方式，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及对女性生存的压抑，以崭新的人文观点和全新的美学理念，鲜明地颠覆父权中心文化的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创作方式来拍摄的电影。对照上述对于女性主义电影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并不是说所有女性导演所拍摄的影片都属于女性主义电影的范畴，而应当在影片中输出女性的独特视角与态度，与其他女性主义影片不同，《欧洲，欧洲》选择的是有关种族、战争重大题材的表述，但是明显与男性视角下的表述有所不同侧重。
影片紧紧围绕犹太男性进行“割礼”而在纳粹被迫害的艰苦岁月中始终需要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展开。女性非常接近身体本身，而忽视了与身体应有的距离，而男人首先认同的并非是身体本身，而是其他的意指系统，正是因为女性对身体的这种无间的认知，才促使霍兰从男性身体本身出发来定义主人公的身份，尽管主人公所罗门受命运捉弄，雅利安人、共产主义、苏联共青团员、希特勒青年队队员等身份被强加在其身上，但是身体本身却一直提醒着所罗门自己的真实身份是犹太人，“割礼”成为困扰他一生的事情，霍兰对于身体的认知是敏锐的，影片中所罗门曾试图用扎线的方式改变自己的身体构造，使得性器官与其他希特勒青年队队员别无两样，但是终究只是线下生成的一滩脓水，因为无法改变“割礼”带来的确定的身份，在面对心爱的女孩热切的渴望时却只能将她一把推开，而背负一个阳痿无能的骂名。霍兰对于身体本身的探究并未就此停止，在德国军校中老师哥得克那堂如何在第一时间鉴别犹太人的课程让观众在惊心动魄之后又觉得啼笑皆非，导演对于身体的关照甚至动用了各种度量的金属器具，包括测量脑袋的长度等等，而最后的结论却是所罗门系雅利安人。
在对于女性欲望的认识上，女性的性发展始终是在男性欲望的压抑下而产生的，由于自己缺失男性器官而产生苦恼、嫉妒乃至焦虑，女性的欲望只有在被动接受男性器官的意义上才能够被满足。从这个层面上说，影片中女性欲望始终是未能得到舒展的。售票员巴西亚小姐体态丰满圆润，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巴西亚给受众以强大的生命力和繁殖力的感觉，影片八分十五秒时导演对巴西亚的挣扎的小腿做了特写处理，当所罗门抱起巴西亚的时候，一只手卡在巴西亚的丰满的胸下，另一只手则高妥巴西亚的臀部。在男性与女性的二元模式中，男性先验性地被设定为主动地、进攻性地存在，在上述所罗门和巴西亚的相处中就能看出。在最初，所罗门对于战争的意识很模糊，甚至持有无所谓的态度，因为战争的开始可以使得警察的注意力转移，不再关注于所罗门骑自行车闯祸的问题，巴西亚是所罗门第一个爱上的姑娘，在影院里他下意识得将手抚摸巴西亚的后背，眼睛也目不转睛得盯着巴西亚，由于战争才只是刚刚打响，这时战争对于所罗门性的原欲还没有过大摧残，随着战争局势的进一步加剧，巴西亚和所罗门被迫分开，再到战争的进一步激烈，所罗门原以为可以和列尼沉浸在爱情中暂时逃避战争的苦恼，但是自己已经因为这种种族歧视战争而磨灭了原始的性欲，一方面他无法满足列尼因为自己已经做了“割礼”，而另一方面他因为列尼对犹太人愚蠢而盲目的仇恨给了列尼一个耳光，从最初所罗门进攻性的男性特征到畏首畏尾的拒绝逃避，作为女性导演的霍兰无疑在潜移默化中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需要注意到的是，导演霍兰的父亲是犹太教徒，导演出生于华沙，曾先后学习于米洛斯福尔曼、扎努西、安杰伊瓦伊达，《欧洲，欧洲》是根据真人真事改变，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呈现出了朴素的现实主义风格。德国曾拒绝选送影片《欧洲，欧洲》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在霍兰的该影片中，所有女性角色都是以配角出现的，而主角是男性，战争成为男性暴力话语的极端体现，这完全是男性的杀戮本性使然。战争题材的电影一向是“男性题材”，而众多女导演被束之高阁。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女权主义兴起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一些女性导演对于战争题材的解读有了新的看法，与其说是对战争场面的描述，莫如说对于和平主题的向往，1990年上映的这部《欧洲，欧洲》承载了女性对于和平的渴求，无论是为了求生的主人公所罗门的刻画，还是影片中多次出现的人造神希特勒，都表达出霍兰对于超越宗教追求和平的体悟。影片中所罗门曾梦到自己带着纳粹的袖章回家与家人团聚，家人在吃盐水鸡蛋对所罗门非常漠然，一阵敌机狂轰乱炸后所罗门被
人拉回躲在一个橱柜中，而在橱柜中躲藏的另一个人则是希特勒，相比我们每个人对希特勒的原始印象都是如此：，影片梦境中对于希特勒的这一形象有这样一种戏谑的阐释：“他总是将双手护在前面，他也是一个犹太人！”。而对于希特勒的父亲系犹太人的说法自古有之，比之影片主人公所罗门掩盖身份苟且生活的事件对于希特勒酿造的滔天大罪导演也有意在影片中调侃一番。这是一场关于战争的冷笑话，但在特殊年代里当事人身上，则是命运。
导演霍兰不仅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也思考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主人公所罗门的困惑何尝不是导演自身的困惑呢？当所罗门加入斯大林的共青团时，就面临着是否要信奉上帝的艰难抉择，一位犹太年轻人对所罗门的背叛嗤之以鼻，当他高喊：“上帝赐予我糖果”时，却是最尴尬的时候，而苏联年轻指导员说斯大林赐予我们糖果的时候，却奇迹般地自天窗飘下糖果，孩子们沉浸在得到糖果的喜悦之中。虽然影片并没有揭示为什么会如此，但是以科学的眼光我们可以推导出，斯大林不是神，希特勒也不是神，只是上帝无法满足我们的欲求，人们开始想尽办法自我欺骗，糖果事件必然是人为安排好的，在这种强大的召唤力下，人丧失了本能的品性，打着爱国的幌子做了许多惨无人道的事情。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的思考，是一重大命题，这让我不由想到在2012年由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同样也有对这一命题的反思，安西满曾问神父梅甘：“如果这一切不是上帝安排的，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做任何事？”在生存面前，信仰理想都是假的，唯有自己救赎自己。或许有观众认为所罗门是投机苟活者，也有人认为所罗门能屈能伸智慧地保全了性命，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其中有一个片段当所罗门举枪被希特勒部队的队友呵斥对犹太人开枪时他迟迟不能，他并无心伤害自己名族的同胞，同样，每个人的生命都没有被漠视的权利。
女性导演的加入，是对弥漫着男性荷尔蒙的电影世界的补充和调节，女性导演有着男性导演所无法亲历的生命体验，高明的女性导演跻身于主流电影中，巧妙地利用常规和传统，但却蕴含女性特有的情感细腻之处。片头39秒钟的时间里，影片男主人公就出现，一个带着纳粹袖章的年轻男子在水下奋力向观众的方向游，后来一个人拽他，这个人正是他自己的真实身份，拽着他游向了观众的相反方向，直到黑屏切入，字幕渐出，主人公仿佛是挣脱无边的梦魇， 水下扭曲变形的脸让人看出他内心的狰狞，当通观此片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开头，便明白短短的几秒镜头却涵盖了整个故事，一个本我战胜自我的故事，也是一个身份追寻的故事。但导演霍兰并没有跳出常规的叙事方式，可以说，《欧洲，欧洲》无疑为女性主义叙事电影的进一步发展指明道路，这与早期约翰斯顿提倡的一种挑战狭隘传统，但同样具有娱乐功能，与先锋电影、左翼电影结成联盟的对抗电影模式截然不同。
女性主义电影发展至今，最终目的是要跨越二元对立，女导演对于重大题材的把握，有不同于男性的视角，给人以多方位的思考，女性话语不是男性话语的延伸，也不是没有尊重的独立存在，女人可以很好地谈政治，谈战争，《欧洲，欧洲》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黑眼圈第十一观影日，波兰女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作品《欧洲 欧洲》。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剧情千回百转，片尾还出现了男孩的人物原型，基本就是犹太人版本的《活着》。 可以将两片梳理一下类比来看，简单说几个点。 整体表现中规中矩，情感表达细腻，可能由于类似题材的《活着》给我的文化认同感更强，这个犹太人视角的故事虽然讲的不错，也足够曲折，但是终究感觉还是差了一点。 在急剧变化的大时代里，人终究要靠机敏的应变还有不可或缺的好运气才能活下来。 人要有一技之长，离乱之时或许用得上（富贵会皮影戏，男孩会多国语言）。 活下来的信念很重要，当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自觉自愿的时候，不用学，都会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儿。 有实际行动的宗教行为（类似割礼这种的）烙下的文化认同更深刻。 最好的剧本来自于生活，最好的表演也来自于生活，活着本身就是一场时刻上演的戏剧，只是我们都沉浸于表演，而无法坐下来好好观看。

本片根据阿什肯纳兹犹太人Solomon Perel的自传小说I Was Hitler Youth Salomon改编。原书作者仍然健在，目前97岁，拥有以色列国籍。本片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是波兰人，拥有一半犹太血统，她1948年生于华沙，后在布拉格学习电影，师从米洛斯·福尔曼（代表作《飞越疯人院》）。“布拉格之春”事件后，她继续留在捷克，不过终因政治原因被捕入狱，历经辗转波折后才回到波兰，后在1981年波兰戒严后流亡法国，所以本片中有不少法国演员出镜就不奇怪了，包括朱莉德尔佩与安德烈威姆斯。她与波兰名导基耶斯洛夫斯基是好友，曾参与了《蓝》的编剧与《红》的剧本顾问，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合作伙伴作曲家泽贝纽·普莱斯纳也亲自操刀，为本片配乐。片头风格鲜明的人声哼唱便让我想到了这位作曲家，果然不一会儿就跳出了他的名字。有趣的是，本片在德国本土反响平平，德国奥斯卡评选委员会甚至并未挑选该片参与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不过该片后来却在美国大放异彩，获得金球奖与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的提名，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德语片之一。

好了，本期到此为止，感谢观赏！